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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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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2年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在1986年、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199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学习,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1999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工作三年。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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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庸下全球经济的三大困境  

2015-04-13 05:26: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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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新平庸”,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2014年10月的一场演讲中提出的,主要是指由于投资不足,以及低信心、低增长、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恶性循环,从而使得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长期平均值,而且就业疲弱不振。拉加德把这种现象称为新平庸。因为当前的新平庸现象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长期停滞有些相似,当前世界各国不得不为摆脱这种新平庸而出台各种政策,但除美国之外,其效果都不佳。

一般来说,目前所说的新平庸主要起因于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在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步履蹣跚。金融海啸前的2003年至2007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但是在金融海啸之后的2008年至2014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左右,尤其是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率更是下降到只有1%。

造成新平庸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各国竞相推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竞相进行信贷过度扩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基本上都采取了信用过度扩张的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把正常的市场利率推低到极端的水平,比如零利率及负利率。本来把金融市场的利率推低,是希望藉此来降低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鼓励企业利用低成本的资金增加投资,从而创造市场的就业机会,然而除美国之外,信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让这些国家经济走出困境,反之不少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更大,陷入了新平庸的困境。

而这种新平庸的困境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全球总债务增幅竟然比金融海啸前7年(即2000年至2007年)全球经济欣欣向荣的时期增长更快。比如,在金融海啸之后,全球22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均出现爆炸性的增长,债务增幅一般达到GDP的50%以上;而中国的债务从2007年以来更是爆炸式的增长达3倍以上,及新兴国家是这股债务快速上升的主体。

而各国的债务快速上涨,大量的流动性从银行体系中流出,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以各种方式推高各种的资产价格。比如美国的股市标准普尔指数从2009年的666点上涨到目前有2100多点,道琼斯指数由6000点上涨到目前18000点,上涨幅度都达3倍以上。欧洲、日本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近中国的股市也步上这些国家股市飚升的后尘。同时,不少国家的房价全面上涨。比如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房价在这个期间都出现快速飚升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在此期间,一些城市的房价飚升达10倍以上。而房价快速飚升,不仅使得从银行体系流出的资金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且也由于住房在统计中为投资品而无论纳入消费价格指数,从而造成了不少国家通货紧缩的假象。

可以说,这种以信贷过度扩张来让负债水平高企,无论是政府持有债务还是企业及个人持有债务,都会拖累经济增长并增加金融危机之风险,进而可能导致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与危机。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繁荣是建立在信用过度扩张的基础上,当这种信用过度的增长超过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临界点时,那么债务的利率负担就会把收入增长吃掉,企业及个人偿还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就算央行把利率降到到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型的“去杠杆化”就会发生或金融危机就会爆发。也就是说,如果用一个泡沫来掩盖另一个泡沫,那么一场新的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

二是新平庸现象造成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全面下降。从相关的资料来看,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德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1年时分別是51.6%、52.3%、46.1%、55.9%、53.7%,至2013年时分別是44.7%、51.9%、43.4%、52.8%、49.6%。也就是说,在金融海啸之后,这个期间的科技行业的能者通吃及信贷过度扩张全面推高资产价格,从而使劳动者的薪资报酬增长停滞及占GDP的比重全面下降。其中日本可能因为经济长期低迷而使得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幅度有限,但美国及德国都下降了3-4个百分点。韩国及台湾下降的幅度更大达6个百分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而劳动者的薪酬增长停滞及占GDP比重下降,不仅意味着劳动者的实质性的薪酬水平增长有限或停滞,也意味着绝大多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而使得实际消费力不足。这应该是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是金融海啸之后社会财富分配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比如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贫富差距达到空前的程度。美国加州大学萨伊教授的研究指出,2012年全美顶尖1%高收入组别的收入激增19.6%,而其他99%的收入只是增幅为1%。因此,1%的高收入组别占2012年全美居民收入总值高达19.3%,所占比例之高,为1928年以来之最。如果把资本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此一顶尖高收入组别占全美收入比例由2009年的18.1%增加到了2012年的22.5%。也就是说,过去5年,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是保证美国经济没有走上1929年那样经济大萧条之路,并让美国经济从危机阴影中走出。但是该政策最有利的只是少数富人,而不是全体美国人民。在美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2014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而底层25%的家庭却仅占有全国1%的财富。而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同样是影响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的原因。

总之,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了7年,在此期间各国政府都在采取信贷过度扩张的方式救经济,但是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让各国经济走出当前的困境(除美国之外),反之造成了各国经济增长中严重的后遗症。这里可能有人口结构及环境变化的原因,更多的是政策因素所致。因此,各国政府该是对这些政策因素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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