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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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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2年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在1986年、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199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学习,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1999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工作三年。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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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何以可能?   

2015-03-27 05:22: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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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的总体思路就是强调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创新培养、用好和吸引人才机制。也就是说,“意见”要求从市场机制、金融创新、法律及教育等方面来确立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础,以此来推进中国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有人说,这是打出了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枪。

一般来说,任何创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企业发展之动力或引擎,如蒸汽机、电灯、飞机、计算机网络、智能手机等,每一次产品的创新或技术的重大革命都会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而这些革命都会引发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是全面地推进现代社会进步及文明的动力。

不过,创新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创意的概念,也不仅是一个新仪器的发明或一个新市场的开发,而是所有这些事物以一种整合方式共同行为的过程。创新既有重大理论上的突破,也有技术革命的出现,及伴随着商业开发的发明,并由此而形成一场经济上、社会上、人的观念意识中、行为方式上等重大革命。而这些都需要用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如果没有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础,要达到中国创新上的重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那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何以可能?并非是一个战略规划、一项政策、一个指导意见,或某些资源的大量投入就能够一蹴而就的。而是得从价值观的形成、创新观念的培育、教育科技制度改革入手,如果仅是从经济层面及技术层面是无法建立起中国的创新驱动体系的。比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经验可以看到,国家对自然科学投入不可说不多。在这阶段中,国家对自然科学的投入都是优先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哪一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大项目规划,政府对自然科学的投入更是无可复加,但是这些国家大量的投入结果又如何呢?国外的科学与技术是引进不少,对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也功不可没,但这些成就多以是引入、模仿与介绍,而原创性的成果则少之又少,重大的创新更是遥不可及。比如,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世界第二)及人口数量(世界第一)都林立于世界,但中国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等都在世界上只排在20名外,与整个国家实力完全不对称,最为根本之原因就在于中国创新的基础制度有问题。

还有,别看国内各种层级的评奖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科学大奖也数不胜数,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内的科学技术成果就是不能够为世界同行所认可,就是不能出现世界级的创新性的思想、产品及技术。是中国人不聪明吗?但是,不少中国人一到国外,个个都生龙活虎,个个都十分具有原创性。远不说,光说华人获得诺贝尔奖者就连续不断。是中国投入不足吗?尽管,国内对自然科学研究投入的不如欧美发达国家,但如果把这些年来国家投入的资金加总,肯定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可以说,当前中国人创新能力差,并不在于其资质、投入等技术性表层原因,而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创新的价值观、教育体制及创新的机制不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创新仅是就创新而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的,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更是遥远。

因为,从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不仅是采取完全的应试教育,学生的评级标准完全以分数为准,而且学生培养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就业。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分数不仅决定了他的素质、能力,是否升级,也决定了他的未来发展前途,决定了他进入什么学校。以分数高低为标准,孩子的创新能力不仅得不到发挥,反之,会受到来自各面的抑制。还有,学生进入大学只是为就业,那么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一定会朝眼前挣钱多的领域钻,一定会把专业及课程学习当作一种工具,什么有实用价值就学什么,而不是目的。这不仅会导致人力资源培养的严重浪费,也会导致学生的创新观念丧失。因为,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科技创新都不是实用与可预期的,否则就没有创新而言,创新一定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正因为当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创新能力荡然无存时,那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的。因此,创新就得从教育体制改革、创新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入手。

同样,中国科研机构也是如此,当前根本就没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让每一个科研的人员静心下来做基础性的研究,去发现新的领域及新的世界,而是在官本位下,争夺资源与经费,让科研上的各种资源就是在这种争夺中消耗掉。我们的研究更强调成果转化及技术转让,认为这样才能让新技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的大学及相关机构基础研究能力差,本来就没有可转化的东西,那么这种成果的转化从何而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创新从何而来?因此,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得从国内科研体制及重大改革入手,没有这种重大的科研与教育制度改革,要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同样是不可能的。

还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在在国家集中财力优势的条件下有跨越式发展?这种提法是有很多值商榷的地方。这种计划经济的阴影、这种赶超的观念对于一般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可能,因为创新完全是取决于个人自由想象的创新能力,要想用资源与金钱堆集来超越完全是不可能的。有些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看上去很风光,但由于创新含量低,这些产品或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意见”特别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当前是十分重要的,但市场机制不仅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来保证,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保证创新驱动的出现。

也就是说,在现行制度安排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学与技术,这些科学技术是模仿还是创新,哪一种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如果中国的劳动密集优势不改变,如果中国的经济在短期内不能够与发达国家齐驾并驱,如果中国的制度安排没有个人自主创新的条件与土壤,并试图在国家集中财力的方式来大跃进与超越,那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前中国要现实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战略。就得从基础性环节入手,就得从基础教育、科研体制重大改革、提倡思想自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入手,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创造条件与环境。这些才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没有这样的制度基础,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不可能的。

总之,实施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得从一些基础性的、重大的制度改革入手,要形成及造就相应的环境、条件与制度,任何大跃进与超越都是不可能的;就得从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制度安排入手。这样才能形成创新的条件、环境及制度,让每一个人的创新火花爆发出来,并由此引发出中国思想创新、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产品创新等创新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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