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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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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2年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在1986年、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199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学习,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1999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工作三年。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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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愿景   

2012-09-28 04:08: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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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即将召开,新一任的领导人也将在十八大选出。可以说,预期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于明年3月正式接替温家宝出任下一届国务院总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最近李克强的以往的经历和最近言论将成为下一届政府主要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思路。

从李克強在河南、辽宁的施政,到他近期发表的讲话,都向市场传递了其清楚的执政思路,预计城镇化、保障房建设等可能成为他在经济方面的施政重点。9月19日,李克強在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內需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靠。他同時表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现代化大趋势中来思考。

如果说,十八大后新一任政府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上,本文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也是与现代文明进程相合拍的。因为,从几百年现代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城镇化是不仅促进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推出了许多现代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并由此把人类社会文明带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度。不过,十八大后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之重心,还应该把“城镇化”更要推进一步,把“城镇化”改变“城市化”。因为这里“镇”字与传统的“乡镇企业”的“镇”联系在一起,仅仅是广大的农民走出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即没有让农民从农村真正走入城市,而是停留在与农村不远的乡镇,现在这个概念意义不大。只有“城市化”才能把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及融合,让农民真正进入城市。

那么,中国为何要城市化?就在于城市是现代社会是聚焦各种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节省交易费用等最好的方式。比如说,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在城市投入就比农村投入要提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还有,为何在许多人口聚焦十分密集的城市其经济十分繁荣?最为重要的一条理由就在于这些城市的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往往要低于其他城市。比如香港。从现代人类文明史所走的历程来看,城市化为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之动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城市化”是什么?城市化为何能够成为经济增长之动力?城市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现实的?其实,“城市化”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最为经典的研究来看,城市化主要是指农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反映为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建成区的扩展、社会以及生活方式的城市环境形成等。它不仅是对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化过程之一,也是当代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并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城市社会化的转化。如果没有让农民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并真正的容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那么这种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比如,尽管当前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但他们在城市没有根基,没有所必需的住房、没有城市身份、没有平等就业与教育的机会等,只能从事最低收入的工作等。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看上超过了50%,但按户籍人口仅约35%。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只是“伪城市化”,农民进城也只是“过客”,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愿景就得真正地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迁徒的权利。如果我们城市仅是用户籍来设定各种居民进入城市的界线,那么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

当大量的农民向城市流动、大量的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一线城市流动时,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可以说,居住条件的解决既是城市居民得以进入城市的生活基点,也是城市化过程居民最大潜在内需。那么对进入城市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如何来解决?当前市场流行都着“住房双轨制”观念,认为“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性住房来解决,而住房市场的价格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让市场自由定价。可以说,如果当前这种观念是未来城市化的观念,那么它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因为,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住房市场发展不可学习香港与新加坡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政府生产过高比例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中低收居民住房的问题,但就中国政府财政能力而言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借鉴德国等大国住房发展模式,绝对把住房看作是一种生活消费品,不允许居民把住房成为赚钱之工具。如果用严厉的法律制度把住房界定为一种严格意义的居民生活消费品,而不是赚钱的工具,那么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够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而政府所要生产的保障性住房也就十分有限。

如果要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及住房是居民生活消费品,那么国内住房市场居民的住房潜大需求是非常大的。比如当前城市化率超过50%,但按户籍人口计算仅约35%,即有近2亿农民工没有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在高房价下,85%以上城市居民都没有能力进入市场,那么这些农民工更是没有能力进入住房市场。还有,未来二、三十年,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又将有3亿人口进入城市。再加上中小居民城市进入大城市,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具有一个无限大量,再加上相应城市基础市设施建设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是得心应手了。这就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但是,这些居民的住房需求仅是一个潜在需求,如果没有好的住房政策,没有把住房的宗旨界定为居住,没有把住房市场界定为消费市场,而是赚钱工具,那么这种巨大的潜大的住房消费需求是无法释放出来。

正如李克強主持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在十二五期间,将有超过5,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城市人口,这将有效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化将成为经济转型及增长的关键,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内需还仅是潜在的,而这种潜在住房内需要释放出来,就得对未来中国城市化要有清楚界定,要对当前中国住房市场政策进入重大的调整。如果住房市场不能够转型为一个消费为主导的市场,如果住房市场赚钱功能不去除,那么这种住房消费需求是无法释放出来的,比如,当前已经在城市的中低收人居民都没有能力进入住房市场,那么刚进入城市农民居民的购买住房的能力更是望尘莫及了。

因此,要保证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愿景得以实现,或把居民潜在住房需求转为为实现的需求,就得对当前所有的住房法律制度、住房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而这种改革首先就得清除那些严重阻碍绝大多数居民住房的潜在需求转化的制度障碍,比如不把住房的性质界定清楚,允许把居民生活必需品作为赚钱的工具的政策;比如严重侵害民众利益的土地管理制度及住房预售制度;比如不用有效的经济杠杆来遏制住房投机炒作而偏要采取政府行政干预的办法等,这些住房政策与制度都得清理与重大改革。在此基础上,住房市场立法,比如制定《住宅法》,严格界定所生产的住房第一要务就是保证生产安全舒适及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购买的住房,界定住房的基本宗旨。其它法律制度都围绕着这个宗旨来制定。而这些法律制度制定再也不能走由某种部门制定的老路(因为近十年来中国住房市场许多问题都是与这些部门法律制度安排及房地产政策误导有关,这些错误的房地产政策导致当前住房市场严重问题与困境,按道理要对这些部门部门问责,要追究他们主事人的责任),而是要以公共决策的方式。因为,近几年许多房地产政策都成了少数人少数集团某利的工具。在公共决策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真正有利为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政策,否则中国巨大的潜在居民住房需求是无法现实的。对此,新一任的政府上任之后,要有清晰的思路。

总之,如果下任一届政府把城市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繁荣之动力,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潜在需求要转化为现实需求,就得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政策来界定与落实把这些潜在需求释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就能够持续稳定增长。这就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愿景。当然,其中在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在此只荦荦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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