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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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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2年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在1986年、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199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学习,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1999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工作三年。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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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消费价格的关键是找准对象  

2010-11-24 19:4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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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16项措施,进一步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工作,稳定市场价格,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这些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应、对低收入者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等等。其核心是如何保证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稳定。

对于这些措施,短期内控制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涵盖的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就目前的CPI体系来看,在居民八大类(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立商品及服务)消费性支出中,食品消费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达36%,无论是2009年还是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都是如此。在这样的CPI统计体系下,由于食品消费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如此之高,只要控制了食品的价格上涨,那么CPI上涨的势头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所以,《通知》对稳定消费价格上涨的措施都放在如何控制食品的价格上涨上。

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一就是最近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何在,是不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没有多少为何食品价格会快速上涨?二是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居民的消费支出除了吃的消费支出之外,其他的消费支出其意义不大?如果是这样,那么近年来居民的消费结构是不是没有多少变化?三是如果近年来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为何没有反应到CPI指数的变化中?等等

首先,在中国,由于农业人口占绝对比重、由于农产品市场没有进入门槛,因此,国内的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加上农产品生产的周期短、生产过程简单,这就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农产品从来没有出现过多少紧缺的现象。反之,任何农产品只要其附加值高,或能够有较好的利润水平,那么这种农产品生产就会有大量的人进入。比如,90年代广东的荔枝的价格较高,从而也就导致了广东广西大量的荔枝园出现,其价格也很快下跌。再比如,2006年猪肉的价格快速上涨,很快就有不少人及资金进入养猪业,猪肉的紧张供求关系很快地得到缓解。而且在当前的大流通体制下,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不同地方的农产品很快地就会进入这些价高的地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真的是上涨,它对中国经济来说并非是多少不好,反之这则是中国经济真正发展与繁荣的标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涨而让农民的收入水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农民有能力消费了,中国经济将踏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可以说,在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食品及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并非是农产品出现短缺的结果,而是整个市场流动性泛滥导致房价及其他产品价格快速上涨而传导的结果。因此,要治理这样的通货膨胀仅是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来遏制农产品价格,短期内有一些作用,但这种政策效应很快就会弱化。治理当前国内通货膨胀就得从源头上入手。

其次,当前的CPI水平并非媒体所宣传那样居民不可承受或容忍。4.4%CPI2007年-2008年的CPI相比要低得多。这里既有媒体过度宣染的问题,也有负利率过高等问题。实际上,当前国内民居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不算太高(与统计局所公布的比重相差很大),只要政府加大对城市低收入民众的财政补贴力度,对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当前食品的价格上涨对其影响不会太大,更不是居民没有支出的承受能力。

不过,有一点城市居民对消费物价水平过高的不可容忍度,并不是在于食品的价格上涨过快,而是近十年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衣食住行中,住行所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当房价快速上涨时,它一定会反映到居民居住类的消费支出上来。比如说,2009年居民交通与通讯类消费支出达到人均1682元,占13.7%,而2010年前三季度更上达到1484元,其比重上升到14.9%。但是,对于住的消费性支出来说,近年来房价的飚升,房租的快速上涨,不仅没有让居民的住房类消费的比重上涨,反之下降。2009年城市居民居住类消费人均1229元,占比10%,而2010年前三季度下降到了898元,其比重下降到9%

这里问题十分蹊跷。一是今年以来,全国的房租全面上涨,但是城市居民的居住类消费居然下降;二是2009年城市居民的居住类人均消费只有1229元,既低于食品类的4479元,也低于交通和通讯1682元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1473元,排在整个居民消费性支出的第四位。不过,在城市住房市场化之后,按照居住类消费所包括的内容,那么居住类应该是占有绝对高的比重(比如美国就达到43%),但在中国CPI体系中只占比重只有10%,而实际居民生活相差很远。二是按照CPI体系,居住类消费包括了与住房有关的所有的消费支出,即使家庭自己购买了住房,也得算“虚拟房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类消费支出为1229元,那么三口之家其年居住类消费支出3687元。如果这些消费支出仅是用作住房租金,其每月支出仅300元。这样一种租金水平不要说在一线城市的房租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是在一般的小县城也租不上可生存的房子。如果加上水电费、物业费等,其居住类消费支出更是相差太远。也就是说,在房价快速上涨及居住类的消费支出严重低估(低估90%以上)的情况下,那么整个CPI同样存在着严重低估(这可能是居民对当前 CPI上涨压力较大的原因所在)。如果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仅是放在食品的价格上,那么所达到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即使CPI指标上涨可能通过这种治理下降,但是实际物价水平同样会处于高位上,从而使新的一轮价格上涨又会到来。

可见,对于当前CPI上涨趋势,政府部门决不可病急乱投医,而是要对当前CPI上涨原因与趋势有更科学的认识,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在农产品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管制,不仅不能够治理通货膨胀,反之会干扰整个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让物价水平更是远离政府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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