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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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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2年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在1986年、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199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学习,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1999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工作三年。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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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房价是社会和谐的核心  

2006-10-09 07:47: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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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是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标志.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成就在衣食行几个方面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大众的需要了.但是住的方面仍然是目前民众最为困难,也是个人花费成本最大的方面,如果说在这个方面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协调机制,不能够找到好的利益平衡点,那么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为什么民众对房地产开发商意见如此之大,并非是民众或有什么人可对房地产开发商妖魔化,而在于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开发商所作所为不是在平衡市场的利益关系,不是在为了广大的民众的居住问题创造一些条件,反之,与地方政府、与银行及国内外的投机者一起在制造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在利用对房地产市场垄断定价权及媒体话语权在制造房地产矛盾与冲突,在制造房地产市场的利益不平衡,在把80%以上的广大民众赶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一个利益十分不平衡的市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短期暴富而广大民众越来越无法进入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这种房地产开发商能够为广大民众接受吗?
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利益关系如何来平衡,当然是通过房价。目前有不少房地产开发商面对广大民众的不满与愤怒,于是把这种不满与愤怒推向政府,认为这是政府没有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所致。其实,如果这样,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又回到80%的人的住房由政府来安排,那么不是又让住房分配进入福利分房的体制,不又是让广大民众住房福利水平严重下降。比如他们经常所举的香港例子,香港的公屋系统不是让香港50%以上民众住房条件十分恶劣吗?而这种结果就在于香港的高房价。因此,如果中国想学香港之经验,不仅无法学,香港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小地区,那里的情况都是那样,如果这种经验引到中国问题更是会多,更多是会让一些当权人利用这种制度不足便利掠夺大方民众之财富,弱化民众的住房福利水平。因此,广大的民众的住房问题就得通过市场来解决,而市场,价格是调节利益关系最有效的工具。这种价格就在于广大民众的支付水平,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宗旨。下面,我把另一篇文章放在下面,从中也可以悟到房地产市场如何和谐的基本道理。

据悉,正在召开的十六大六中全会,将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重大决定。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是世人瞩目的,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也越来越严重,如居民财富的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拆迁补偿不足,官员腐败,医疗、教育费用高企、住房价格快速飚升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都成了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焦点。如何来化解这些矛盾与问题,既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经济稳定,也将影响到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希望从根本上来化解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是,最为基本的内涵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这应该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成功关键是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优势就在于,当事人能够自由地根据个人约束条件及市场价格机制分散化决策,而政府通过制度规则来保证个人分散化决策的有效性及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空间不断地扩张。如海耶克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决策必须有与决策权相匹配知识结构,而知识结构包括科学知识和有关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知识。对于后一种知识,它完全分散于每一个单个的个体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单个的个体而言,他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而且它总是处于亲临其境之中,这也就决定个体某些是不可传教给他人的。只有所有的个人享有自由的选择权时,个人不可传的知识才得以利用,有效的决策才得以产生。那种集权强制的决策由于不能拥有这类知识,其决策的无效率或低效率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体制下,如果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之间没有内在的协调机制,那么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战争的“霍布斯丛林”,因此,为了保障人类放弃自然权利而能有效的自由选择,以便达到理想之境,社会需要一种来协调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力,这种权力就是现在所称的政府。而作为一个市场扩展性政府,这种权力的基本职能只是保护与界定个人权利、使合约公正有效地执行、防止对私人权利的掠夺。

由这种政府职能所形成的市场秩序或规则不仅界定了个人行为选择的空间与范围,使得人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超越这种行为规则的界限,或为规则所禁止的他人行为的领域,那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而也就保护了所有人有限的个人自由,而且这些规则减少了人们之间的冲突,简化了人们的决策过程,节约了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费用,从而创造出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与和谐。

在这里,两个方面最为重要,一是个人在约束条件下的分散化决策,二是政府如何来保证个人分散化决策的有效性及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空间不断地扩张。而要做到这两条就得保证个人在公平公正的市场上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及政府制定规则来保证个人这种权利而不是政府滥用其权力。

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尽管每一个人的禀赋、能力、约束条件都会不一样,但是这个市场能够让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空间不断地扩张,在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中创造财富,增加个人福利水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约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适得其所,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会不断地达均衡,社会和谐也就容易确立。

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为什么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存在着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利益关系的确立与调整,并非是以市场竞争的方式、以个人努力的方式来获得,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制度规则确立的方式来获得,或一些市场的强势者以非法的方式来获得。

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工资、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国有企业管理者轻而易举地暴富、一些政府官员短时间内聚集巨大的财富等,这些现象出现并非在于个人的能力、个人及家庭的禀赋,而是在个人所掌握到公权力,在于个人与公权力的远近。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社会利益上的冲突,很在程度上在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并由此导致这些掌握公权力的人利用其手中的权力通过市场的交易在转移及掠夺他人和国家的财富。如果政府的职能不仅不能够保护个人产权及个人财富,反之成了转移及掠夺他人和国家财富的工具,那么这个社会的利益关系肯定无法达到平衡,和谐社会更是无法确立。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掌握这些政府公权力的人不仅会通过非法的方式来转移及掠夺民众之财富,而且也容易把这种转移及掠夺他人和国家财富制度化及合法化,从而从制度上来制造社会的严重不公平。如国有企业管理层及国有银行的管理者都设立所谓薪酬制度来让设定自己高工资,从而使得以往的非法掠夺国家财产变成了合法掠夺国家财产。当一个社会出现制度上的不公平时,不仅会导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进一步恶化,也会导致广大民众把造成这种不公平利益关系面向着政府,从而造成社会与阶层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

可以说,从经济的角度上说,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调整现行的利益关系,已经并非仅是对弱势群体增加多少补贴、增加多少退休金、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了,而是要对现行的不公平公正的制度进行全面清理,而是要对政府的职能进行全面界定及弱化。如果说,政府的职能还是界定不清、还是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那么要调整好目前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要达到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不能够达到平衡,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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