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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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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2年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在1986年、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199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学习,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1999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工作三年。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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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式”增长是经济发展之误区  

2006-11-08 03:54: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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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阶段来,对中国与印度经济的比较讨论十分热烈,有不少文章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印度赶上中国是必然之事,但是我也曾撰文指出,印度作为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其市场的发达程度与法律的完备性是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但是,同样的全球资源,同样的发展,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赶上印度并在经济上取巨大的成绩,关键一点就是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种平民化经济增长之路,而印度则反之,由于其种性制度,其社会阶层的流动无法进行,持有资源及主导资源分配的精英阶层让印度经济走上一条“贵族式增长”之路。

有一位上海的学者对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之特征进行研究表示,尽管印度经济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但是印度经济之所以比中国经济大为逊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印度的增长是一种“贵族式增长”。而贵族式的经济增长就是少数人的增长,就是少数人的分配和消费,绝大多数人无法平等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无法受惠于经济增长的果实,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结构扭曲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及不稳定的。

正是这样一条贵族式经济增长之路,从而使得印度,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步入经济快速增长之路,但是印度的绝对贫困的人口并没有随着印度经济增长而减少,反之,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同收入阶层的不平等正在逐渐地拉大,失业和新生贫困人口有加剧的趋势。也就是说,贵族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让经济增长的成果让整个社会大众来分享,而由此不仅导致了印度绝对贫困人口增加,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从中国改革前20多年来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改革的肇端就是从最底层的农村开始,然后扩展开到当时城市的无职者,再逐渐地向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发展。从区域性来看,中国经济改革最开始也是由国有经济最为薄弱的广东、浙江等地方开始。也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最平民化的方式开始与进行,它不仅在短期内解决了国内最底层居民的基本生活要求,也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可以说,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不仅创造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也让中国绝对贫困人口迅速下降。

我也曾经撰文对这种平民式的经济改革或平民式经济增长作过概括。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这20多年取得最大成就,并不是GDP增长多快,也不是社会财富增长了多少,更不是国家财政实力增强多少,而是以平民化的方式不断地扩大每一个民众经济生活权利之空间。也正是在这种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空间的不断扩张,许多人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大幅度地流动与提升,人口在向特大城市迅速聚集。也正是在这种社会阶层大幅度流动、个人社会地位提升及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中,不少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平也得到迅速提高。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来最大成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大动力。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表示,目前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三落一稳” (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回落,工业生产增速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及货币信贷增速高位趋稳),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初见成效,因此,如何保持这种态势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对于这此数据及这种现象,有人就指出,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发展根本就不存在过热,而是可能在这基础上持续发展。特别是有人说,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目标上升到11%或更高些,那么目前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是过快而是过慢了,因为,就目前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以往那种发展的瓶颈基本已经清除,如能源紧张、电力紧张、运力紧张、资金紧张等对经济增长不利因素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因此,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之态势来看,如果把经济增长目标重新调整,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又可进入新一轮的快车道。

其实,正如我们上面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方式比较可以看到,GDP增长多快,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多高,进出口贸易应该增多多少等,或经济是否过热,固定资产投资是否过热等问题,其实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因为,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体经济来说,地区经济差异性,更是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的。最为重要的是,就是两个方面,一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二是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其经济成果是如何来分配,分配给谁?

对于第一个方面,我们就得看国内经济增长是通过什么方式推动的。如果是市场推动的,那么市场一定能够通过有效的价格机制来调节,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计划经济思维下所理解的经济问题。。如目前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其经济活动完全是企业自主决策,企业投资决策完全由自己来判断及自己来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些地方就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

但是,从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由政府在主导,由于政府在推动。比如,近几年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一直处于高位增长?最为主要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对经济主导的结果。特别是内地一些省份更是显著。比如说,1-8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的省份有吉林(增长为49.9%)、安徽(增长为49.3%)、河南(增长为47.3%)等,增长速度超过30%以上有福建、山东、江西、湖北、内蒙古、广西、四川、陕西、青海等。正因为,国内不少地方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政府主导下拉动的结果,所以目前不少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处于高位运行,并非仅是用某一个标准可衡量,并非仅是用过热不过热可说明的,而是应从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样以政府主导的快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观察国内经济形势,我们不能仅是全国角度看其经济发展的瓶颈清除得如何,也不是看资源使用的紧张程度如何,而是要看这种经济的增长方式,要看这种经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程度。因为,在地方政府完全对经济主导的情况下,它不仅能够主导实体的发展,更多容易操纵数据的多少。比如说,如果中央政府一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就容易通过审批的方式压缩要上的投资项目;反之,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一放松,地方政府立即可以促使更多的投资项目上马。可以说,国家统计局所指的“三落一稳”,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政府迎合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目标之结果。否则,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一开始,其相关的数据就会手起刀落。

正因为,其相关的数据是手起刀落,那么这些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肯定是一种短期行为。只要宏观调控之风一过,各地方经济的大上快上又会随之而来。最为明显的迹象是,别看固定资产投资近两个月快速下降,但是作为推动这一轮经济增长动力的房地产业增长,并没有由于几年来的宏观调控而有所收缩,反之,其快速增长仍然是勇往向前。例如,1-8月份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为24%,比2005年的19.8%高于4.2%,而且在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其1-8月份的增长速度都超过30%以上。也就是说,几年来国内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并没有因为宏观调控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反之,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则成了其快速增长的一个契机。也是从上述的意义上来说,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以地方政府长官业绩为准绳,其经济增长的成果会与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远,从而整个经济增长也成了“贵族式增长”。

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我们经济快速的增长是否让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让广大民众能够分享到这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成果。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够达到,最高的经济增长,最快的GDP增长速度又有何意义?

但近几年来以房地产扩张为主导的“造城运动”,尽管制造中国有史以来最快最大经济增长,尽管在短时间内让全国许多城市拔地而起,但是由于土地的公有制及国家对金融资源的主导,使得在这次“造城运动”中大量的财富向少数人聚集,使国内大多数民众不仅没有分享到中国GDP快速增长成果,反之,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及福利水平的相对贫困化越来越严重,并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就越来越大。这也可能是中央十六届六中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因为很简单,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就是通过有效的利益分享与协调机制来改进社会每一个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平。如果这一方面不能够达到,和谐社会也就根本无法建立。而且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如何来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民众都能够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

因此,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并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过热,也不在于这种经济增长率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而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来推动国内的经济发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国内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的成果让大众来分享,如何让中国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够分享到这种经济增长之成果。如果不从这点出发,最高的经济增长其意义何在?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仅是“贵族式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仅为少数人利益的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也就要步入印度之路了。目前国内房地产发展之情况就是如此,就是“贵族式增长”,就是以过高的房价把80%以上的民众排斥在市场之外。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在于发展速度多快,也不在于指标设定在哪里,而在于如何坚持的“平民化增长方式”,在于不误入贵族式增长方式的歧途,这样才能够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分享到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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